左衽吟连载｜用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解释《漂海录》中的左衽记载

明代为何出现左衽？

作者：嘉林

《左衽吟：华夏衣冠民族精神之管窥》连载

 

3.3、如何解释《漂海录》中的左衽？

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1454-1504年）乘船遭风暴，漂流至浙江台州，登陆后一路向北。他在《漂海录》中记述了明弘治初年的服饰风俗，其中江南妇女穿左衽，通州以北才是全部右衽：

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袴，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丧者白布巾或粗布巾；或着靴，或着皮鞋、革翁鞋、芒鞋；又有以巾子缠脚以代袜者。妇女所服皆左衽。首饰于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虽白发老妪皆垂耳环。江北服饰大概与江南一般，但江北好看短窄白衣，贫匮悬鹑者十居三四，妇女首饰亦圆而尖如鸡喙然。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154]

直到将近100年后，朝鲜使臣赵濈（1568-1631年）在朝天录中对当时仍有的服饰左衽情况表达不解：“女子且有左衽者，岂齐鲁遗风有左衽之俗耶？怪哉怪哉！”他在山东其所见女子服饰：“女子则裹着胸背，中着短狭衣或襦衣，表着色段长衣，左右分衽，袖阔尺余。又着色裳，必以单袴，必以色段为之。”[155]

很显然，这正是金元统治的后遗症。

明朝尚未建立时，朱升就作赋称颂朱元璋“复神州于腥膻，洗jìn胡尘，辟乾坤于再造”[156]，更用“左衽”表示衣冠的对立面：

而我吴王……驱胡虏而复圣域，变左衽而为衣冠，再造之功于是为大，自开辟以来，帝王之兴未有盛焉者也。[157]《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颁布《大诰》时就指出蒙元统治对华夏礼仪的破坏之甚：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辫发左衽，将率而为夷，至元天历之时，虽称富庶而先王之制荡然矣！……上尝叹曰：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158]

但改衣冠并非一帆风顺，此后至少60多年间，仍有孔子像左衽而不能禁绝。史料不完全记载如下：

永乐八年（1410），山东给事中王铎：“济南府长山县等文庙圣贤塑像衣服左衽，此盖前代夷狄之俗，因循未革，宜令天下学官，凡文庙圣贤衣服冠绘塑不合古制者悉改正从之。”[159]宣德七年（1432），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上奏说：“本学先师及四配十哲神像，服制俱左衽，宜改正。”皇帝说：“此必前元所制，宜悉正之。”[160]正统十三年（1448）明政府下令：“各府州县儒学，孔子像在故元时塑有左衽服者，悉改右衽。”[161]

早在宋朝开禧二年（1206），岳珂随军北伐至涟水，见军学宣圣殿“像设皆左衽，相顾浩叹”[162]，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专设“左衽”一节，其中记：

此制盖金人为之，迄于国初而未尽除。其见于《实录》者，永乐八年抚安山东给事中王释之奏，宣德七年河南彰德府林县训导杜本之奏，正统十三年山西绛县训导张斡之奏，屡奉明旨而未即改正。信乎夷狄之难革也！[163]

也就是受金人影响的左衽像直到明朝经过多次明旨而未能很快改正，使得顾炎武发出夷俗难革感叹。

其实，明朝士人、官员一以贯之地排斥左衽。正德十四年（1519），监察御史虞守随在批评武宗皇帝时说：“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有礼义之风、衣冠文物之美也。况我祖宗革胡元腥膻、左衽之陋，冠服、礼仪具有定式……”[164]天启五年（1625），户科给事中周洪谟愤恨指出：“（熊廷弼）致祖宗疆土陷于腥膻，皇上黔黎变为左衽，凡为臣子谁不切齿？腐心日夜图度冀雪耻，除凶以报。”[165]天启六年（1626），明熹宗朱由校也感慨说：“沃野尽殁腥膻，衣冠化为左衽，……全辽尽陷，每一言念切齿痛心。”[166]都表明左衽从来被视作异族入侵、国土沦丧的标志。

由于明朝统治中心北移，受到王法约束更少的民间特别是南方在更长的时间内仍然穿着左衽，更正过来需要更长时间也就不奇怪了。大约或至迟到嘉靖时期，孔子像左衽问题才基本纠正，例如清代朝鲜使者李德懋观察发现明朝嘉靖年间塑孔子像纠正左衽“甚得其正”，并对比了金国统治时和清代康熙时的圣贤塑像：

孔子塑像，眼稍圆唇褰而齿现，面黄赤，傍有子路立像，恐涉猥亵。嘉靖间，以位板易塑像，甚得其正。金时孔子塑像皆薙发左衽，天下之大变也。此像则儒衣儒冠，俨然而坐，当时建设者可谓有识。康熙朝，道州周元公后裔，逋官穀，知州枷锁，濂溪书院元公塑像，督征之，与金时孔子像薙发左衽，俱为斯文之厄会。[167]

到明朝后期，左衽更加少见，万历年间萧大亨在《北虏风俗》中对蒙古风俗的记载：“夫披发左衽，夷俗也。今观诸夷，皆祝发而右衽。”[168]说明当时北方边塞民族的服饰已变左衽为右衽了。

 

3.4、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导致“夷狄难革”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精神心理科的概念，指一种受害者对犯罪者产生依赖和情感甚至帮助犯罪者的情结；又称斯德哥尔摩情结、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169]其概念不仅进入大学心理健康教程[170]，更被引入中学读物，如《应急知识中学读本》[171]。

▲《应急知识中学读本》介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通常满足4个条件就可能导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①罪犯通过致命威胁使受害者产生恐惧，②并使其坚信无法逃脱，③通过限制自由和信息来源使受害者只能单向思考，④再避免致命伤害和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产生依赖、感激，并对解救者产生抵触。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对象通常是人类个体，但也可以应用于群体；考察其形成条件，对于社会或民族整体，也可化用类似概念——①当一个民族付出极大代价（如牺牲无数英烈和民众后）仍然无法阻止所遭受暴力侵害和野蛮统治而②被迫放弃抵抗后，③幸存的人们在压迫与奴役下，就只能适应、顺从、依赖，甚至④因存活和惯性反应而产生感激、忠贞、协助，并和侵略与统治者成为命运共同体。

可以说，辽、金、元代宋对中华文化造成的一系列恶果，非常符合这一逻辑特征和发展趋势；这也能较好地解释以包括左衽和收继婚在内的蛮族习俗在汉族社会流行的原因。

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概念应用于群体和民族，虽然这是笔者2017年自主、独立提出的观点，但后经查阅相关学术资料，在笔者之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观点，例如——

2006年于加朋在《互动三节棍：培训、传播和沟通的奥秘》中指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一称谓虽不过几十年，但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谓历史悠久，几乎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悠久。有人指出，在砖zhì统zhì下，民众的心理往往也有这种倾向。[172]

2010年北地舞人的《帝国启示录：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一书明确指出：

实践证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获得者，既可以是一两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只要有施暴者与造就病征的四个条件共存，就会产生这种病，而且这种疾病的普遍性，高得令人吃惊。[173]

2011年厉震林的《导演的律动：华语电影、实验影像和作者电影研究》：

影片《鬼子来了》中以马大三为代表的这样一群挂甲台普通村民，生活在敌为区里，一方面需要和日军和平相处，一方面又战战兢兢，生怕惹恼了看似“温和”的日本鬼子。这种长期的压抑，更是加重了他们思想上的集体无意识形态，而敌伪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这群人在意识上的奴性，每个人只为了生存而生存，日军送上粮食时村民们都欢天喜地感恩戴德，看日军行刑时则是放声大笑，甚至可以说，挂甲台的村民们集体性地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174]总的来说，金、元等北方民族统治对中国文明的破坏主要体现在士人对华夏政权合法性和正义性认同的丧失、衣冠服饰的胡化、生活风俗的野蛮化（如江南儒家士人间流行起来的乱lún、收继婚）等，对中国文明的破坏惨烈、影响深重，这种社会后遗症根深蒂固，葛兆光教授评价说：洪武年间的服饰改革……看上去只是涉及冠裳服饰的改革，背后涉及的却是重建传统社会秩序；……明初对于收继婚、蒙古色目人婚姻、同姓不婚和中表禁婚的规定，以及对于火葬、丧礼、丁忧制度的规范；……这一看上去只是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整肃，其实涉及恢复传统纲常伦理。[175]

朱元璋政权花费数十年时间才逐渐更正，但仍不彻底，服饰的胡化就未能很好地纠正。

 

资料注释

[154] [朝]崔溥：《锦南漂海录》卷3，[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97-599页；[朝]崔溥：《漂海录》卷3·弘治元年六月初四日，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第193页

[155] [朝]赵濈：《朝天录》1623年闰10月20日条，[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1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30页

[156] （明）朱升：《贺制大成乐赋并序》，《朱枫林集》卷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7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77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99页[157] （明）朱升：《贺平浙江赋并序》，《朱枫林集》卷2，《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7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75页；《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297页[158] 《明太祖实录》卷176，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2665-2666页[159] 《明太宗实录》卷108，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1399-1400页[160] 《明宣宗实录》卷97，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2190页[161] 《明英宗实录》卷166，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3221页[162] （宋）岳柯：《桯史》，中华书局1981年，第163页[163]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92页[164] 《明武宗实录》卷170，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3285-3286页[165] 《明熹宗实录》卷60，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2811-2812页[166] 《明熹宗实录》卷69，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3287页

[167] [朝]李德懋：《入燕记（上）》：《青庄馆全书》卷66，[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57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31页；《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207页上；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http://117.16.255.143/MM_IMG/mm_a_259/mm_a_259_207H.jpg

注：葛兆光教授在文中称：“清军入关以前，满人所塑的孔子像，‘皆薙发左衽，天下之大变也。……康熙朝，道州周元公后裔，逋官穀，知州枷锁，濂溪书院元公塑像，督征之与今时孔子像薙发左衽，俱为斯文之厄会’。”引用不完整、应为“金时孔子塑像皆薙发左衽”，误“金时”为“今时”，卷66误注成卷67。见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第46页[168] （明）萧大亨：《北虏风俗》，广文书局1972年，第14页[169] 百度百科：“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词条，2017-06-27更新，http://baike.baidu.com/item/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贡献者：北京市东城区精神卫生保健院精神心理科王建宁主任医师[170] 翟瑞谦主编：《新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6-177页[171] 河南省红十字会编：《应急知识中学读本》，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34页[172] 于加朋：《互动三节棍：培训、传播和沟通的奥秘》，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62页[173] 北地舞人：《帝国启示录：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页[174] 厉震林：《导演的律动：华语电影、实验影像和作者电影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175] 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序第2页

编辑：嘉林

欢迎转载！请保持完整，注明出处和链接。